历史中的人物，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大人物，一类是小人物。大人物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小人物体现了历史的真实。温州“八大王”当然该归入小人物，他们被举国通缉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资产超过50万元，在事件之后，他们也大多平凡无奇，重回芸芸众生。
1982年，全国经济趋热，四处乱冒的个体私营经济对原有的计划体制造成冲击，中央政府发动经济整肃运动。
大祸要临头了
从年初开始，胡金林就预感到要大祸临头了。
乐清县“打击投机倒把工作组”是1月份进驻到柳市镇的，胡金林第一个被叫去谈话。“你大致说一下你是怎么做生意的？有没有老实交税呀？”组长是他熟人的熟人，所以讯问起来的口气好像并不太严重。胡金林说自己做生意是怎么的辛苦、怎么的合法、怎么的受客户的欢迎。
30岁出头的他是柳市镇上第一批做电器元件生意的。他的电器原料都是通过各种法子从国企流出来的，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卖给上海、宁波一带的国企，到1981年，他的营业额已有120万元，是远近有名的老板了。当时，柳市镇的小电器行业已渐渐成规模，大大小小的电器作坊有300家左右，胡金林是最出名的一个，因而被称为“电机大王”。
被约谈的第二天清早，胡金林主动找到工作组，他带去一口袋的现钞，有6万元，算是补缴了17个月的税款。他以为这样总可以过关了吧。过了春节，柳市的空气好像还是很凝重，大街上开始挂横幅，“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行为”，已经有三四年没有响过的大喇叭又轰轰地叫了起来，每天都有口吻很强硬的社论在播出。胡金林看看苗头还是不对，索性把门市部的卷闸门一拉了事，不做生意了，他带上新婚不久的妻子去全国各地旅游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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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后回柳市，税务部门把一张白纸红章的文件贴在他的门市部水泥柱上，通知他今后的营业税要上调，从前些年的0.35%连补带罚增加到6%，如果有问题不上报，被查出后再追罚两倍。又过了一个月，镇上突然派人来找他，话只冷冷地说了一句，“你从现在开始不得外出，必须随叫随到，等候处理。”从各种管道传来的消息都证明，工作组已经开始在整理他的材料。
胡金林的日子变得动荡不安，每天他都在四处打听上面的动静。到了7月，柳市镇上一些有名的工商户都被叫到工作组去过了，有几个进去就没有再出来。胡金林知道，暴风雨要来了，一日黄昏，一个镇干部骑着自行车路过他家门口，突然停下来小声地对他说：“不行啦，要下大雨啦！”然后迅速骑走了。胡金林转身往屋里奔，从抽屉里拽出早就准备好的500斤粮票、2000元现金和各种证件，连妻子也没有告别一声就仓皇地逃出了柳市镇。
当夜12点，警车呼啸地停在他家门口。扑了一个空。
两个月后，胡金林遭到公安部的全国通缉，罪名是“投机倒把”、“严重扰乱经济秩序”。与他同时遭此命运的还有7个柳市工商户，分别是“线圈大王”郑祥青、“目录大王”叶建华、“螺丝大王”刘大源、“矿灯大王”程步青、“合同大王”李方平、“电器大王”郑元忠和“旧货大王”王迈仟。此7人加上胡金林，合称“八大王”，是为轰动全国的“八大王事件”。
轰动全国的“八大王事件”
自开始整治经济秩序以来，针对一地一个团伙的定点式打击，这是第一起。这8人从生意规模上看，都可谓微不足道，胡金林、郑元忠算是其中做得最大的，年营业额不过百万元而已，刘大源、程步青等人不过是开了一个螺丝和矿灯门市部，而叶建华、王迈仟、李方平等更无非是帮上述几个人做一点产品目录和二手电器倒卖，这些人之所以会被列为重大经济犯罪分子、全国重点打击对象，一是其标本性和群体性，二则是因为温州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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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92年底，全国立案各种经济犯罪16.4万件，结案8.6万件，判刑3万人，追缴款项3.2亿元。在当时，温州的个体工商企业已超过10万，约占全国总数的1/10，而奔波各地的经销员更多达30万人，已蔚然成为一支让各地国企头痛不已的“蝗虫部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八大王”的高调处理，便很有超出经济上的意味了。
而被当成全国重大典型的“八大王”的命运也各有乖异。最早被逮住的是22岁的程步青，被宣布判刑4年。在全国公安的协力严办下，叶建华、郑祥青、李方平和王迈仟相继落网判刑；郑元忠潜逃在外，后被看守所收容，在里面关押了186天；胡金林从上海、北京流窜到东北，甚至在当年土匪猖獗、著名小说《林海雪原》中的座山雕的老巢――夹皮沟躲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两年后的1985年1月15日，他以为风头已过悄悄溜回柳市，当夜就被警察捕获。惟一逃脱惩罚的是“螺丝大王”刘大源，在整整3年里，他像老鼠一样四处躲藏，有时身无分文只好到垃圾箱里翻拣东西吃，等他再次回到柳市，人枯形瘦，相熟亲朋竟有大半不敢相认。
“八大王事件”是1982年经济整肃运动的冰山一角。对柳市“八大王”的高调讨伐，令全国民营企业噤若寒蝉，再也不敢公然与国企抢原料和“扰乱市场秩序”了。在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八大王事件”一直如乌云笼罩在温州和浙江上空，温州市工业在1980年的增速为31.5%，到1982年却下滑为－1.7%，其后三年一直徘徊不前。
沧海横流 一切终成前尘旧事
胡金林在监狱里被关在重刑犯单间里，他已彻底绝望，做好了判重刑乃至被枪毙的准备，谁知道66天后，4个公安人员来到他的面前，宣布他被无罪释放。出狱后的胡金林筹划办一个轧钢厂，“温州没有轧钢厂，乐清更没有，现在基本建设急需钢材，我要办一个轧钢厂！”说这段话的时候，他早已忘记了3年前他正是因为与国营企业争夺原材料才遭到打击的。商人从来都是经济动物，要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商业机会从手指缝中溜走而无动于衷，似乎比砍他们的头还难。但他的那个只有4.5亩地的私人轧钢厂办到1988年就难以为继了，胡金林远走上海、深圳做生意，最远的地方到过新疆的柴达木盆地，他说，“报纸上说，西部开发是二十一世纪的曙光，我马上想到可以去撞撞运气。”在撞了一鼻子灰回来后，胡金林重拾旧业，开始生产和经销“交流接触器”。这时候，柳市的低压电器已赫然成势，胡金林在这里早已算不上什么“大王”了。
“线圈大王”郑祥青当年被抓进去就有点黑色幽默。某日，“打击经济犯罪工作组”车过柳市，看见一幢三层楼高的小白楼颇为醒目，组员们就在车上议论，“这户人家不搞资本主义，能有钱盖这样的楼吗？”第二天，楼主郑祥青就成了重点清查对象，工作组抄家时在院子里发现一大堆废弃的电机线圈,他就被指控为“生产伪劣线圈牟取暴利”，“线圈大王”的名号由此圈定。郑祥青被关押半年后放回，将近七八年不敢出门做任何生意。后来他迷上了刚刚时兴起来的电脑，在柳市镇上开过一个小小的电脑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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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一没有被逮住的刘大源倒一直在做螺丝生意。他开在镇上最热闹的前市街的“大源螺丝店”在很多年后成了记者前来拍照的改革样板。他最自豪的事情是，“80年代，我店里的螺丝可是最全的，那时，上海标准件公司都只有2万多种，我有4万多种呢!”后来，国营的上海标准件公司真的被刘大源们冲垮了。
“目录大王”叶建华原本是个拍照个体户，某日，胡金林找到他，请他给自己的电机产品拍一个产品目录，叶受此启发，便专门给柳市镇上的企业拍目录，他很有点推销头脑，在目录册上他都会标上产品的名称和基本数据，还分别标明了“国家价”和“柳市价”，那些对电器一窍不通的经销员跑到各地，一拿出这个目录册就一目了然了。他做这个生意，竟名列“八大王”之一而被判刑关了一年半。出狱后，叶建华再不敢干这生意，于是开照相馆、开广告公司、开汽车修理厂，“目录大王”终成前尘旧事。
年纪最轻却坐牢时间最长的是“矿灯大王”程步青，被公审判刑后，举家在柳市已无法立足，其父母兄妹被迫流离他乡。程步青出狱后，便去了上海做生意，后不知所终。“合同大王”李方平跟程的遭遇很相近，他被关了四个月后放回，从此远走上海，后来侨居加拿大。“旧货大王”王迈仟，在1995年死于肝癌，时年50岁。
“电器大王”郑元忠
“八大王”中，日后稍有成就的是“电器大王”郑元忠。他被全国通缉后亡命天涯，在1983年9月终于被公安捕获，第二年的3月无罪释放。出狱后，他重操旧业，办了一家开关厂。90年代初，不惑之年的郑元忠又到温州大学读国际贸易专业，成了温州大学年纪最大的学生。毕业后，他突然转做服装行业，创办“庄吉”服装有限公司，并请香港明星吕良伟做品牌代言，这家公司后来成为温州服饰业中较成规模的一家。日后评选“温州改革风云人物”，郑元忠便总是以“八大王”的代表而名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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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王事件”在1982年前后举国知名，臭不可闻。1984年，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深感，“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他组织联合调查组，对全部案卷进行复查，得出结论是，“除了一些轻微的偷漏税外，八大王的所作所为符合中央精神。”
沧海横流，历史从来浩荡向前。“八大王”身份渺小，命运如蚁，举重若轻的“符合中央精神”四字似乎已算是还了他们一个公道。
温州最后的“八大王”
温州最后的“八大王”
最后的“八大王”
20年后,他得到了道歉
2008年4月28日,柬埔寨上丁省湄公河畔,这个被一些旅游指南称为“世界的尽头”的边远地区,今天忽然热闹起来.许多来自金边的轿车挤满了小镇和新建成的大桥。通往柬-老边境的七号公路在这里举行了通车剪彩仪式。
因为这条公路是由中国政府提供无息贷款并由中国公司设计、监理、施工的,所以仪式中也有了许多中国面孔。其中有一个身材矮小却健壮的中年人显得格外活跃,对这个偏远的小镇,他似乎分外熟悉。
这个人就是柬埔寨中国商会副会长、来自中国温州的胡金林。他来柬埔寨经商已经七年了。之前他一直经营着“三林电器”这个目前柬埔寨市场上最大的电器品牌。前年开始,他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经营领域——合资成立了一个农业开发集团,在柬埔寨东北部开发一万公顷的橡胶林。
这一万公顷的林地,就分布在从上丁向南的七号公路一侧。因此每年胡金林都要到这里来几次。
第二天,中国驻柬埔寨大使张金凤在胡金林陪同下参观了这片土地。面对广袤的森林和新挺立起来的厂区,大使开玩笑说:“胡大王你真成了占山为王的胡司令了!”
“胡司令”则谦虚地说:“小打小闹啦!”但又忍不住说:“这块地要是搞好了,价值几个亿呢。”
虽然对于自己的新事业信心十足,胡金林还是不忘自己的老本行。闲谈中,他说到:“今年春节温元凯从北京来找我,他说:当年的‘八大王’,只有我坚持下来了!”
没有终点的旅游
看过央视纪录片《复兴之路》的人,对“八大王”和“胡金林”都不会陌生,这其中蕴含着中国改革史中一段沉重的往事。
1957年,胡金林出生于浙江省乐清县柳市镇。现在称为“中国电器之都”的柳市,当时还是个贫穷的地方。“我们那里人多地少,除了做生意没别的活路。”
早在1976年,还不到20岁的胡金林,就开始做电器生意。他回忆说,当时温州的社队企业很多,但是没有进货的渠道,他就到周边的城镇去进那些国营、集体商店滞销的电气器件,“五金工具、小的量件、标准件什么的,进货渠道也五花八门。”
在那个年代,这样做显然是有很大的政治风险的。很快,他就迎来了第一次政治打击,“我是农业正月十六开始做的,到十月份就被抄家了。”他回忆说，“没办法,从头开始干呗。”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金林的生意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很快博得了“电器大王”的称号。“要电器,找金林”成为一时的流行语。
“其实我做的就是掌握了市场的脉动,知道怎么帮工厂解决问题,帮农民解决问题。比如农机上的零件,有的用用就坏了,我就给他们找好的,人家卖六块,我们卖八块,农民也愿意买。”胡金林这样解释道。
就在生意达到鼎盛的时候,一场没有预兆的灾祸降临了。1982年,“打击投机倒把经济犯罪活动”展开,市场经济提前发展的温州成为重灾区。包括胡金林在内的“八大王”首当其冲,大部分被捕入狱并判刑。胡金林提前得到消息,潜逃外地,开始了两年“没有目的地的旅游”。
“当时真是提心吊胆。我后来听说,当时乐清内定下来枪毙十个典型,有强奸的、抢劫的,我就是投机倒把的典型,其他九个都毙了,就我逃了。”现在回忆起往事,他已经很平静了,“但是我相信自己没有错,我经营的又不是国家管制的东西,按现在话说只是物质调剂而已,开始只是说我超过了税务总局承包20%的限额,要补交税,也都补交了。”
1984年1月,在武汉的胡金林听到消息:“中央一号文件给你们平反了,他们已经放出来了。”他结束了流亡生活回到家乡,却还是被抓起来了。“公安局说:通缉令还在,我是必须抓你,我抓了证明这个案子已经结了,法院要判无罪他们判去。就这样坐了69天牢。”他回忆说。
最后,胡金林先是被取保候审,然后撤销案件。“要说真正平反,其实今年的座谈会才算有个正式的道歉,不过无所谓了。”
他说的“座谈会”,是今年3月柳市镇政府召开的“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恳谈会”,“八大王”中健在的七位都参加了会议,会上一位副镇长表示“八大王当初受委屈了”。
“做小一点的,安稳一点”
当年的胡金林,能活下来已经觉得很幸运了,不敢奢望道歉,更没想到多年后会成为改革开放的典型。“八大王”事件过后没多久,当时的浙江省副省长吴明达到柳市看望胡金林,希望他继续努力经营,
胡回答说:“我现在只希望‘比好的差得多,比差的好一点’。”
“怎么能没有影响呢?”时隔24年后,胡金林对记者说,“这对我的人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没有这个打击的话,现在就不是正泰他们的天下了。反正当时我就想做小一点的,安稳一点。”
到了1993年,当地政府又动员他成立集团公司,也被他拒绝了。
“当时我对南存辉说,以后你有两点比我好:名比我多,利比我多,但是一点比我差:时间就不是你自己的了。你看现在他一天24小时都是秘书给他安排好了。”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胡金林坐在自己公司柜台后的躺椅里,儿子抱着刚几个月大的孙女在旁边走动。
“现在你觉得过去这20多年做到‘比好的差得多,比差的好一点’了么?”记者问他。他沉吟了一会说:“只能打个及格,但比差的好得多。”
他又补充说:“至少我一直还是‘电器大王’,你看其余七个人,一个死了,一个残废了。其余的也都没有原汁原味了,木头大王,做螺丝了,线圈大王,歇业了,机电大王,做服装了……”
“我也不是没改过行,刚平反的时候,做了一个轧钢厂,交给老二打理,当时市场挺好的,但就是给办垮了,后来想想还是干我的电器吧。”
虽说想“干个小一点的”,但是温州的市场已经不够胡金林驰骋了。1990年,他看到一则新闻,塔里木基地成立了,还提出了“中国21世纪的曙光在西北”的口号。他立即到新疆进行考察,并很快在那里成立了分公司。
2001年,胡金林迎来了人生中的又一次转折。这年春节的时候,他在电视上看到新闻报道,朱基总理在东盟新加坡会议上说中国要更广泛地加入东盟。直觉告诉他,这是一个重大的机遇。
“那年2月份我就到柬埔寨考察,当时这里工业基本上是空白,仅有的就是制衣行业,其他行业没有。”他回忆说,“我想这个国家要发展,能没工业吗?5月份又考察了一次,7月份就来了。”
当时在柬埔寨市场上还没有什么中国商人,“只有一些做小商品的青田人。”胡金林兼并了侨光集团在这里的一个电器销售公司,和另外一家小公司,奠定了自己在柬埔寨的基业。
“其实基本的道理都是一样的。”他对记者说,“中国的电器质量已经过关了,价格只是欧洲商品的三分之一,服务也过关只要懂得经营。”
“比如原来伟业集团那个公司,渠道是有的,但是他们太死板,好像我这里有芥末,就只知道卖芥末,而不知道人家还要胡椒。”他摆弄着桌子上的调料,对记者讲解说。
投资橡胶林开发
来到柬埔寨之后,胡金林渐渐喜欢上了这里的经营环境。“和国内相比,这里活力比较好。特别是自由多了。当时我还考察过孟加拉、泰国、越南,最后还是觉得这里最好。”
他给记者一一列举这里的“自由”:“一个是市场的管理没有开始,没有那么多部门,就是警察多,内政部、劳工部的警察,消防警察,每年都来一次。一个是外汇自由兑换。另外信息也比较自由。”
七年下来,胡金林的“三林电器”已经占据了柬埔寨的大半市场。对于具体的市场份额,他不愿多说,只是自豪地表示:“现在这边300多家制衣厂的电气配电系统都是我们供应的。”
现在,胡金林在温州、新疆、金边三地都有自己的电器公司,每年在国内三个多月,其余时间都在柬埔寨。在电器生意越做越红火的同时,他又按捺不住想在别的领域施展手脚了。
通过不同的机会,他得知了几个信息:中国的橡胶原料越来越紧缺,而柬埔寨东北地区有大量未开发的森林,中国政府援建的七号公路将大大改善当地的交通状况。综合了这些信息,他决定:投资橡胶林开发!
对于这次投资,胡金林表示:“也许是最后一次打拼了,以现在的能量而言,把这块地搞好了,也就差不多了。”不过他又说:“将来的事,到时候再说吧。”
从“八大王”到“温州模式”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历着一场巨变。在这场巨变中，变化最大的是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发展中，变化最大的是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从1978年不到国民经济总量的千分之一，发展到今天的超过全国GDP总量的60%，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巨变中的巨变。
温州，一个民营经济神话的代名词。仅此，就注定了它将成为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只标志，成为民营经济发展历史嬗变过程中的一个符号。从“温州八大王高调平反”，到姓“资”姓“社”的大讨论，到“温州模式领骚全国”，到“怒其不争的GDP总值”，再到“时待复苏”，温州步履维艰又富满传奇全部历史，折射的恰恰是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
改革之初，无数的温州人，冒着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在历史的缝隙中，寻找并实现着他们的梦想；靠着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勤劳，在商海的搏击中，演绎了一代创富者的传奇。他们的经历无论是曲是直，结局无论是悲是喜，作为一个时代的缩影，从一滴水中我们总能看到的是灿烂的阳光，是全新的世界。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温州八大王”是改革开放时温州最早的民间商人。想了解温州的民营经济，“温州八大王”是不应被遗忘的一群人。自古以来，开国元勋总是身处风口浪尖；同样，作为温州民营经济的开山源祖的“温州八大王”的故事充满了风光和酸楚的非凡色彩。
所谓“八大王”，是活跃在流通领域的8位经营大户，他们分别是：螺丝大王刘大源、五金大王胡金林、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矿灯大王程步青、供销大王李方平、机电大王郑元忠、旧货大王王迈仟。他们凭着灵活的头脑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率先开始了个人创业，并大跨步成为富得冒油的柳市有钱人。
在温州民营经济发源地杨柳依依、河水潺潺的柳市，30岁的“机电大王”郑元忠骑着摩托车，在他贴着马赛克的3层小洋楼与作坊工厂之间招摇来回，甚是得意。可是好景不长，1982年1月，中央下发了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当时的乐清县委便将“八大王”的商品经济行为列为大案要案进行查处，指控“八大王”是在搞投机诈骗，理由是：赚钱这么多就是资本主义。
据郑元忠回忆说：“1982年6月17日凌晨正在熟睡时，柳市派出所、工商局30多人带着手枪、手铐冲进我家，把我从床上拉下来带走，然后在柳市镇工商所对我进行审查。我拒不承认‘投机倒把’罪行，也不愿意写检讨材料。争执中，我把墨水瓶摔到墙上，对方气呼呼地走了。我就趁机溜回家，拿了七八千元现金，从水路逃出了柳市。
”
在1982年，“八大王事件”一越举国知名，臭不可闻，一度压得温州民营企业抬不起头。1984年，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深感“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他组织联合调查组，对全部案卷进行复查，得出结论是，“除了一些轻微的偷漏税外，八大王的所作所为符合中央精神”。用唯物主义的眼光看，这八个人是市场经济中先富起来的个体私营经济的代表人物，是农村的希望，是农民的榜样。
1984年4月，“八大王”被平反。被释放出来的郑元忠决定再战江湖。性格决定命运，当年的“机电大王”郑元忠，现在仍然是温州叱咤风云的人物。郑元忠成立了精益集团，并在短短几年之后，联合十余家企业组建庄吉集团，如今，庄吉集团已有2000多名员工，年产值超过10亿元。
曾经从体制上成为被打击对象，再到高调平反，“八大王”的命运转折被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烙印，他们的个人的命运与中国改革开放大潮紧密相连。
风雨交加，开拓求实
温州人能够迸发出惊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所以，整个民营经济活了，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兼业户、专业户、小商店、小作坊、家庭工厂、私营企业大量涌现，随之出现了请帮工、带徒弟的现象。于是又产生了一个新的争论，即雇工剥削问题。在当时的中国，这是社会主义心理所不能允许的。
那个时代，温州家庭工业突出，雇工经营最多，成为众矢之的，一而再地被诬为资本主义复辟基地。所以温州“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一时间沸沸扬扬。外界对温州模式的批评、责难、猜疑和非议之声总是不绝于耳。
但即使是在外界如此喧嚣的氛围中，温州民营经济却仍旧火速的向前奔跑着，以小商品、大市场的经营方式打开局面。可能很多人没有去过温州，不过很少有人没用过温州的产品。这个浙南小城，生产了全国10%的服装、20%的鞋、60 %的剃须刀、65%的锁具、80%的眼镜、90%的金属外壳打火机和90%的水彩笔，温州的低压电器、五金制品、汽车摩托车配件、陶瓷制品在国内也都占有重要地位。同时，温州也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全国第一份私人工商执照，全国第一批股份合作企业，全国第一个实行金融利率改革，全国第一个制订私营企业条例，全国第一个实行全社会养老保险，全国第一座农民城，全国第一个农民包机公司，全国第一个跨国农业公司等等。此外，神奇的温州人不仅把经商的大潮涌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把温州经济与全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联系在一体，成为我国一个独特的经济现象。温州人的经济发展，不但加快了温州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新温州的步伐，而且加快了我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步伐，为全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著名社会经济学家费孝通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温州模式’比苏南、珠江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更具有典型意义。温州地区所走的道路乃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劳动致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农村经济发展的道路。”“温州模式”已被全国许多地方复制。“温州模式”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的先行者和模范者。
艰难险阻，突围不易
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8年的20年中，温州的GDP增长速度在浙江省内11个地市的排名中一直名列前茅。但自1998年到今天的十来年里温州经济增速开始相对慢于浙江其它一些地区。
世上没有长胜将军，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不可能永远保持领先水平，有快有慢也不足为奇。浙江是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省份，而温州经济增长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一直保持着领跑速度，“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现在让其他地区“领跑”一下，在增长速度上超过温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对温州经济发展来说，现在重要的不是去刻意追求高增长，而是增长质量、结构调整和经济效益等。据官方资料统计，温州经济仍在高速增长，而且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快于GDP的增速。2007年，实现生产总值2157.00亿元，按户籍人口计算，人均GDP为28362元，再按年平均汇率7.6 04折算为3730美元，其中市区人均GDP达64675元，折合8505美元，首次突破8000美元大关。所以说，温州民营经济增长依然保持快速势头，主流还是正常的、健康的。
温州不容易，就浙江省不同地区的比较而论，温州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原来经济基础等都没有什么优势可言。过去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靠的是率先推进的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民营企业的迅速崛起和发展壮大。但是，当我国经济体制和改革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之后，各地都在鼓励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温州在体制上的先发优势也就逐渐弱化了。
再稍具体点比较分析浙江省11个地级市在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在今后一个时期，在长三角经济迅猛崛起的背景下、地处杭州湾两岸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舟山等六市的区位条件和吸引外资的潜力将远优于温州，浙中的金华市有义乌市场的强劲带动，与温州相邻的台州市在产业结构和引进外资等方面也好于温州，因此杭州湾两岸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可能都会快于温州；而衢州市、丽水市一方面由于GDP基数小，另一方面由于要素价格低而引来产业转移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加大等“后发优势”，其发展速度也有可能也不会慢于温州。由此看来，在浙江省内GDP增速的区际竞争中，温州经济近年来出现的相对放缓或许还只是一个先兆，即预示着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温州经济的增速可能会居于浙江省后列的位置。
潜质仍在，凤凰涅槃
温州模式没有终结。温州模式是从当初的家庭作坊到前店后厂，乃至到后来不断做大做强的股份合作制或者股份制企业，始终保持着产权明晰，硬预算约束等典型的民营经济特征。这样的产权结构不同于苏南模式的企业的规模越做越大，产权主体越来越模糊，机制越来越死，重演国有企业弊端的集体经济。所以，这样的温州模式亦使得政府越来越类似于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可以说，温州模式依然充满活力。
再从最近几年的实践来看，民企已成为吸纳劳动力就业的重要部门和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有力支柱。国企改革的前景是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的，国企改革有大量职工下岗，能够吸收这些下岗人员的地方就是民营企业。而欲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离开民营经济更是不可想像的。这些分析说明，民营经济在中国市场化改革中仍旧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温州模式也仍旧占有市场经济的主导作用，只是在制度上陷于微势，少了当年那种顶着压力而不断开拓创新的冲动、激情和冒险精神。
如果说创新是未完成的成功，改革是革命，那么在作为改革开放先行者的温州，借用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
时下，温州民营经济遇到了发展的瓶颈：技术落后、不成规模、低能高耗、环境污染；缺乏属于自己的知识产权和缺乏属于自己的产品品牌；资金周转缓慢效率低下和融资困难……面对这些问题，温州人并没有退缩。正如正泰集团老总南存辉等企业家说的那样：失败是成功之母，而危机是胜利之父。温州人一定会在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中，浴火重生，再造一个“新温州模式”。
温州曾是一面中国改革的旗帜，温州又曾是一面有争论的旗帜。从二十世纪一直争论到二十一世纪。自从温州在改革中出了名，温州也就是非不断，争论不断。是非的焦点，争论的焦点，就是温州模式。从八大王有罪无罪之争，到从姓资姓社之争，到从每况愈下的GDP总值之争，再到模式生死存亡之争，真是争不断，议还乱啊!
但温州从未停止过探索与发展的脚步。改革开放30年来，温州经济经历了艰难困苦，蜿蜒曲折的道路，经受了风风雨雨，雷鸣闪电的考验，又创造了举世无双，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著名的经济学
温州的几十年，等于亚洲‘四小龙’的35年，等于西方国家的100年”，温州民营经济所创造的成就由此可见一斑。
30年的改革开放，30年的艰辛历程。温州用自己每一步踏实而坚强的脚印见证了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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